zt: 达尔文改变中国 -- 蒋方舟

2012年7月30日星期一

文章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版 《达尔文改变中国》,作者 蒋方舟 http://goo.gl/6NscU

要是评选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恐怕不是卡尔·马克思,而是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认进化论的生存法则,都能朗朗说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句子。

达尔文一生没有踏足过中国,他的学说在自己的祖国甚至受到抵制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他?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

美国汉学家浦嘉珉(James Pusey)写了《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这本书来回答以上的问题。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中华文明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儒家乐观主义忽然无法自圆其说,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

那个时代最精英的头脑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晚清留学生急切地想要把学习到的西方思想,作为应对艰难时世的圣经引入中国,可他们对“真经”的认识,多多少少会由于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导致偏差。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介绍,是清末学者严复,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落后的,该被淘汰。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是来自于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随着梁启超慢慢接受了种族优劣的学说,他又开始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随着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学说的推崇,诸如杨度的“金铁主义”的学说在中国也开始深入人心。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愈发加深了对“强者为王”这一理念的强调。

事实上,中国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没有反思。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也记录了这样一段言论。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孙中山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指出,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

然而,这种反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学说殊途同归,都是认为“竞争”(马克思所说的“斗争”)在社会变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是前进的,新的推翻旧的,凡是新的,必然是进步的——共产党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论基础,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喊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浦嘉珉认为,到了中国之后,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这样,达尔文在中国的传播,以一步步加剧异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成王败寇”,“谁赢就跟谁”,“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达尔文的影响力也渗透入微,从成功学盛行到竞争意识强烈,直至民族主义者们坚信的国与国之间的敌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尚且强调个体意识,在中国它与马克思主义结合,集体意识占据上风,个体觉醒被遗忘。由此力量取代了道德,成功成为唯一的信仰,达尔文花了极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

蒋方舟是作家,供职于新闻媒体。著有《正在发育》《谣言的特点》等。

原文链接: http://xiaonews.blogspot.com/2012/07/zt_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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