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台湾学者蒋勋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丁玲，“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像农村老太太，穿着布衣布鞋，茫然地站在那里。”后来蒋勋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一屋子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丁玲很平静地用肘子捅蒋勋：“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的。”
人是会变脸的。丁玲24岁就写性解放，甚至写女同，旖旎情史也不少，后来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新潮过，革命过，张扬过，跟风过，老来终于想通透了，跟她的宿敌周扬一样。
夏丏尊曾说李叔同是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成“戒律精严之头陀”。念佛之人，改变是最大的。顺治帝福临据说也出家了，但信史里说他其实没出成，我想也是，从妃嫔三千到老尼一二，一桌满汉全席只剩一道连潲水油都没一滴的鼎湖上素，除非有精神病史的人才能忍耐此般冰火两重天。多年前刘家老爹钻研佛经多了，也想到峨眉山出家来着，我苦口婆心劝他：我知你属猴，峨眉山猴多，你想去寻找组织可以理解，但蜀道艰险，不如就近到市郊动物园猴山隐居；若干年后，我带你孙子各衔一串糖葫芦前来探亲，隔着栅栏看你晒日头捉虱子，隔空甩几枚香蕉，岂不方便。
许多年里，我只知道赫鲁晓夫是一个在联大会议上用皮鞋敲桌子的莽夫，后来知道了他在斯大林死后三年便挫骨扬灰，抖露出无数血腥往事，而此前20年，他又曾是斯大林路线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单是在一份文件里就圈定了8500个死刑名单。至于著名酷吏贝利亚，固然满手鲜血，但却是斯大林死后破除个人崇拜、实施平反运动的第一人，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甚至比赫鲁晓夫更早更激进。在不同的时光里，老虎是可以念佛的，而念佛的可以杀人，亦可以招摇于滚滚红尘里持肉制擀面杖为名媛开光，譬如鲁智深，又譬如那谁谁谁。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抵没错。当年我听某同事聊起其大学师兄，在校时温润可人，热情和善，后来一头扎入官场，遂成跋扈小吏，变化之快令人侧目。此人曾眼光凌厉地对我说：汝可知是脖子硬还是刀硬？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有天散步时我想起了这个千古命题，于是掏出水果刀在路边的石狮颈脖上划了几下，结果我发现好像是脖子要硬一些。
据说年少时激进的，老来必保守顽固，康有为和李敖都是例证。我年轻时顽劣散漫，人到中年却变得枯燥严谨，似乎也正在印证这一定律。将来我努力跟紧时代潮流，不让自己变得那么面目可憎，待流氓兔上中学了带女同学回家鬼混，我便端个板凳坐门口摇蒲扇放风，远远看到他娘提着菜篮回来，我会低声疾呼：孩儿快收工，让我那亿万孙儿暂且鸣金收兵，老妖婆回来也。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许知远的一句话，大意是某些曾经傲骨的文人忽然趋炎附势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惊奇。人性里边永远有A面和B面，或因时间更改，或因境遇更改，或因某一时的春风秋雨触动而更改，总不是固定的。《无间道》导演麦兆辉说，他幼时住警察大院，踢皮球时吵醒了出更的夜班警察，警察黑着脸提着菜刀走来，抢走了皮球，3分钟后又把皮球捧回来—那球已经碎尸成两半，这一霎，除暴安良的警察变成了屯门色魔，变成了《人肉叉烧包》里的黄秋生。
我们在这世间，脸在变，身在变，心在变。变节不需要理由。段合肥祺瑞下野后，在天津做吃素寓公，整天眯着眼捻佛珠敲木鱼，眼看着舍利子都要长出来了，忽然孙大炮中山邀他一起倒直，他立马丢掉佛珠重返政坛。此情此景，正如我上大学时考试，老师踱过来，我叼着笔头做圣洁遐想状，老师一走过去，我随即把脑袋贴到同桌的头颅边，与世俗的答案咫尺之遥，我能看见他的考卷，甚至能看见他衬衫领口下怒放的胸毛。（文 / 刘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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