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记：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狭义上，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篇文章是louis对“革命”的狭义解读，“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从更狭义的人的改变来说，就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在阶级消亡之前，革命的结果是实现一个特权阶级对另外一个特权阶级的替换，革命的本质即是换人。那么，为什么要换人？为什么会发生革命？革命会永久消失吗？
如果明白这样一点：革命的发生实则由欲望支配下的丑陋人性所决定，那么，以上几个问题便迎刃而解。首先，当一个政权的统治阶层腐化到无可救药时会危害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这时便不得不换人，不能不换人；其次，因为既得利益者不会乖乖就范，必然要负隅顽抗，这时便不得不革命，不能不革命；再次，革命不会一劳永逸，因为上层统治者必然会重新落入腐化衰亡的怪圈，于是革命就需要周而复始地进行。
由此看出，只要有人类存在的一天，革命便会永无止境地进行，只不过，周期不尽相同，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爆发时间或早或晚。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之为人，正是因为人具备与生俱来、后天强化的欲望系统。换言之，欲望就是江湖，只要有欲望，难免不被欲望所驱驰。以某个政权的开创者为例，其政权草创之初，那些杰出的统治者深知权力来之不易，必然以史为鉴，与民休养生息，但后继的统治者在权力宝座上呆习惯了，难免养尊处优、腐化不堪，所谓的“居安思危”，实在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趋利避害是人的生物本能，何况权力在手更是予取予求，而当安逸享乐成为统治阶级的第一要务时，这个政权就危险了，要么内忧，要么外患，最危险的在于玩物丧志的统治阶层对这些仍然浑然不觉或者不以为意。一个人作威作福久了，难免不会激起他人的嫉恨，用阿Q的原话说：和尚摸得，我便摸不得麽？人人都有欲望，人人都贪图享乐，当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被所有人所嫉恨时，革命的客观条件就已具备其一了。
一般来讲，革命前夕的情形无非如此：统治阶级专制独裁、残酷剥削，被统治阶层受尽压迫、苦不堪言。表面上看，一定是“下层”人民被折磨得无法过活时，便激起民变，引发暴动。但只靠此就能指望革命成功是万万不能的。如列宁所说，革命的规律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 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全国性危机，必定是由上层统治者的贪腐及至无法收拾时出现的局面，其后出现的各种暴乱、民变，不过是下层人民的正常欲望发泄途径而已。所以，前者是本质，后者是表象，革命的主要原因不在下层，而在上层。
既如此，那么上层统治者可否通过节制自己的欲望来避免被“革命”呢？答案是只能延缓，无法避免。因为人类的欲望无法根除，除非等到人类灭绝的那一天。欲望就像气球一样，如果开始时太贪心，一口气吹得太猛，也许不用太久就吹爆了，但如果懂得节制，小心翼翼，或许能持续很久，即使这样，也不能避免它最终爆掉的结局，也就是革命所带来的更新换代。
既然革命的主要原因来自上层，那么革命的方式必然是自上而下的。以辛亥革命为例，当时的局势是晚晴的政治到了实在不堪的境地，即便清廷上层也意识到了变革的重要性，于是在慈禧的授意下，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君主立宪都陆续开展。作为统治阶层的代表，慈禧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救，延长大清王朝的国运。在这个过程中，汉族士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而在清廷推行新政以期君主立宪的过程中，因废除科举而怅恨的读书人也看到了君臣共治、权力共享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的清廷呈现的是一片革新自强的大好形势，甚至出现了“同光中兴”的难得局面。可惜的是，这种来自上层带有自省性质的改良措施毕竟无法长期维持，等到慈禧辞世，载沣上台后，这种表面上的和谐便被彻底打破。载沣陆续收回汉族士绅手中的权力，继续重用满族贵戚，这不免让立下汗马功劳的汉族官员心寒；同时假惺惺地组建皇族内阁，十三人的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就占去九人，这使人感到清廷推行所谓“新政”其实毫无诚意，不由得令世人大失所望；听凭盛宣怀怂恿，昏庸地将民间筹资建设的铁路收归国有，而向英法德美订立借款修路合同，激起民变即“保路运动”后又不明所以地派端方镇压，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这场以武昌起义为起点，各省云集响应，最终使清帝逊位的辛亥革命，最早当追溯至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上层的改良自救运动，及至载沣上台，改良失败且使矛盾日趋激化，最终使得一场革命在所难免。这场革命发端于上层的反躬自省、励精图治，成形于汉族士绅的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又爆发于上层的昏庸无能、倒行逆施。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起义的新军、响应的士绅，这些人本应是国家机器的主体，他们也可看做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关键时刻何以倒戈一击呢？原因就在于，即使作为剥削者的上层也深感无法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了，既然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已出现，那么，一场革命就无法避免了。
其实，在辛亥革命这场运动中，无论是起因还是主体，更多的都来自上层，此时似乎还与群众无甚关联。毛泽东在解读辛亥革命时称“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即如此，但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开启了民智，让即使是下层的民众明白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道理。那么，从何时这场革命的主力才开始由下层的民众所担纲呢？
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清失其鹿，群雄并逐”的局面，而究竟鹿死谁手，全凭枪杆子来决定。自袁世凯充冤大头妄图复辟帝制始，历次以孙中山倡导的运动，包括倒袁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反段的护法运动以及后来力图推翻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无一不是顶着高尚的名义实则进行的新旧军阀之间军事、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虽然表面上大家都奉孙中山为领袖，但各路军阀尽是干着些扩大自家地盘、扩充自身力量的勾当，并没有人真正为“护国”、“护法”而战。打来打去，还不都是争的“权力”二字，可惜袁世凯一代枭雄，竟利令智昏，复辟帝制以把自己放在火上烤。这就好比原先只有清帝才可享用的鹿肉，现在人皆可食得，突然又被一个姓袁的要统统收回，怎么不招来人人喊打？从清帝的逊位开始，国家最高权力这一神器，就逐渐开始下放。由此对于颇有些胆魄与武略的人来说，原来需跪拜仰望的至高权威，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于是人人皆可分得一杯羹的东西，岂得他人独享？从开始的袁世凯到后来的段祺瑞，正是因为身处一个人人觊觎又不可立得的位置上而屡遭攻讦。
在这纷乱的军阀混战中，下层民众充其量只是军阀实现权力争夺的炮灰而已，既没有具体的理想诉求，又没有实现理想的主观愿望，只能被军阀们的权力欲望所裹挟、吞噬。然而，当军阀之间的火拼内斗将彼此手中的资源消耗殆尽时，革命群众的春天就真正来临了。因为不知不觉间，权力已经悄然下放到了下层群众中间。开始，辛亥革命让下层的群众知道原来“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后来，军阀之间的混战让下层的群众明白原来威风凛凛的军官，自己也是可以做的；再到后来，共产党的宣传让下层的群众懂得原来作威作福的地主老爷，自己也是可以上台斗上一斗的。然而，权力越下移就越分散，革命所需动员的人群规模就越大，所需消耗的资源储备就越多，所需付出的代价成本也就越高昂，因此，革命自上而下，暴力烈度逐渐升级，死亡人数逐渐增多，但是越到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拥有下层群众的人。
举辛亥革命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革命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这一点。那么革命为何非得是这种方式，就不能反过来，自下而上吗？前面提到，权力这一国家神器在上层统治者由于自身原因而跌落凡间后，就引来无数政治嗅觉敏锐的人来拼命争抢，在这一过程中权力被逐渐稀释，最终散落民间，此后如果再想卷土重来就只能依靠动员群众这一途径。从上层统治者最初的改良自救，到最后下层群众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既是权力逐渐下移和分散的过程，也是革命自上而下的自然进程。也正是上层与下层同样要求变革的愿望最终促成了革命形势的到来。反过来，如果只是下层群众感到无法过活而谋求变革，而上层建筑依旧完好，权力依旧集中，那革命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太平天国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为例，这场运动可谓因下层民众不堪官府剥削压迫而引起，但当时上层建筑的情形是：中央权力仍然集中，国家机器仍然健全，朝廷向心力仍然很强，备受重用的汉族官僚如曾、左等人深感朝廷知遇之恩，无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各处地方上的官府、地主集团无不对朝廷俯首听命，对长毛贼赶尽杀绝，这与后来辛亥革命之时新军倒戈、地方独立的情形可谓天渊之隔。作为最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即如此草草收场，再往前推，那些历朝历代被无情镇压的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农民运动就更不足多言了。革命之所以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除上层的腐化、国家机器的衰朽是充分条件外，还因为下层民众对于形势的判断总是后知后觉的，从知道“皇帝原来也是可以倒的”到知道“地主原来也是可以斗的”，这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历程，不知耗费了革命者多少的口水与鲜血，当然，这与中国历朝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有关。然而，革命的最后一环，革命所能利用的最后资源，却正是这后知后觉的下层民众了。在下层民众为生活所迫，谋求变革的欲望前提下，还需要革命者必要的宣传将他们愤恨的对象具体化、斗争的方向清晰化，说白了，就是要将他们革命的欲望引向原来的上层统治者并且在这欲望之上火上浇油使其越烧越旺。
当然，革命者即是受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的欲望所驱使，但在动员下层民众时当然不能这样讲，只能结合劳苦大众的艰难处境来大肆攻击上层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欲壑难填，声称造成如今现状之根源正是上层之专制统治，同时向下层民众许诺革命之后平等共富的美好愿景。然而，当时受鼓动的下层民众所不知道的事是，其实，革命的结果正是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可谓换汤不换药；而革命的方式，并不能完全消除不平等，并不能真正实现共富。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人民群众的确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正是群众所支持与参与的一次又一次的波浪似的革命运动实现了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与健康发展，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正是深藏于下层民众之中。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有的放矢的欲望引领大多无处发泄的欲望最终汇成欲望的汪洋大海的过程，所以，革命不是一劳永逸，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汇流成海的过程中如波浪一般前后交替、反复进行，直到最终能够代表并获得下层民众支持的那股力量出现才会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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