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版 《达尔文改变中国》，作者 蒋方舟 http://goo.gl/6NscU
要是评选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恐怕不是卡尔·马克思，而是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认进化论的生存法则，都能朗朗说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句子。
达尔文一生没有踏足过中国，他的学说在自己的祖国甚至受到抵制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他？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
美国汉学家浦嘉珉(James Pusey)写了《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这本书来回答以上的问题。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中华文明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儒家乐观主义忽然无法自圆其说，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
那个时代最精英的头脑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晚清留学生急切地想要把学习到的西方思想，作为应对艰难时世的圣经引入中国，可他们对“真经”的认识，多多少少会由于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导致偏差。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介绍，是清末学者严复，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落后的，该被淘汰。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是来自于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随着梁启超慢慢接受了种族优劣的学说，他又开始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随着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学说的推崇，诸如杨度的“金铁主义”的学说在中国也开始深入人心。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愈发加深了对“强者为王”这一理念的强调。
事实上，中国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没有反思。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也记录了这样一段言论。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孙中山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指出，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
然而，这种反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学说殊途同归，都是认为“竞争”（马克思所说的“斗争”）在社会变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是前进的，新的推翻旧的，凡是新的，必然是进步的——共产党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论基础，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喊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浦嘉珉认为，到了中国之后，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这样，达尔文在中国的传播，以一步步加剧异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成王败寇”，“谁赢就跟谁”，“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达尔文的影响力也渗透入微，从成功学盛行到竞争意识强烈，直至民族主义者们坚信的国与国之间的敌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尚且强调个体意识，在中国它与马克思主义结合，集体意识占据上风，个体觉醒被遗忘。由此力量取代了道德，成功成为唯一的信仰，达尔文花了极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
蒋方舟是作家，供职于新闻媒体。著有《正在发育》《谣言的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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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评选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恐怕不是卡尔·马克思，而是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认进化论的生存法则，都能朗朗说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句子。
达尔文一生没有踏足过中国，他的学说在自己的祖国甚至受到抵制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他？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
美国汉学家浦嘉珉(James Pusey)写了《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这本书来回答以上的问题。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中华文明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儒家乐观主义忽然无法自圆其说，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
那个时代最精英的头脑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晚清留学生急切地想要把学习到的西方思想，作为应对艰难时世的圣经引入中国，可他们对“真经”的认识，多多少少会由于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导致偏差。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介绍，是清末学者严复，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落后的，该被淘汰。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是来自于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随着梁启超慢慢接受了种族优劣的学说，他又开始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随着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学说的推崇，诸如杨度的“金铁主义”的学说在中国也开始深入人心。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愈发加深了对“强者为王”这一理念的强调。
事实上，中国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没有反思。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也记录了这样一段言论。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孙中山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指出，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
然而，这种反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学说殊途同归，都是认为“竞争”（马克思所说的“斗争”）在社会变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是前进的，新的推翻旧的，凡是新的，必然是进步的——共产党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论基础，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喊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浦嘉珉认为，到了中国之后，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这样，达尔文在中国的传播，以一步步加剧异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成王败寇”，“谁赢就跟谁”，“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达尔文的影响力也渗透入微，从成功学盛行到竞争意识强烈，直至民族主义者们坚信的国与国之间的敌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尚且强调个体意识，在中国它与马克思主义结合，集体意识占据上风，个体觉醒被遗忘。由此力量取代了道德，成功成为唯一的信仰，达尔文花了极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
蒋方舟是作家，供职于新闻媒体。著有《正在发育》《谣言的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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