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阳光时务》：一份大報的生與死：《大公報》是如何在香港淪陷的
http://www.isunaffairs.com/?p=4815
有的报纸还活著，但已经死了。从中国唯一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报纸，沦为帮內地政府在香港招商引资、「报社高层佔坑等钱」的机器，在大陆创办的《大公报》，从提倡「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到在香港变成统战工具，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个歷史的弔诡，仍未终结。
文/旷达
2012年2月6日，中环大会堂，重庆「唱红」表演贏得满堂喝彩，香港《大公报》社长姜在忠热烈鼓掌：「每场都看，每看一场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第二天，王立军就从重庆去了成都。所谓「重庆模式」戛然而止。此后事態的发展，显然超出了这位资深传媒人的预判。
新记《大公报》的崛起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办110週年的纪念日。《大公报》的第一把火延续了二十余年，到了1925年冬天因为多种原因，被迫停刊。1926年1月，发行人英敛之与世长辞，该报眼见將深埋於故纸堆。幸运的是，它等来了三个人，这三人將带领这份报纸迎来其百年歷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黄金岁月。
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鸞的紧张筹备后，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以全新姿態復刊，头版头条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宣告报纸不再为政党服务，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於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经营，加上张季鸞的文笔，这三驾马车很快將重生的《大公报》拉上正轨。到了1930年，日销量已经最高达3万份，胡適之、梁漱溟、梅兰芳等人都开闢了专栏。一时间新《大公报》名声鹊起。
1938年，因为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走投无路的胡政之来到了香港，希望能够將报馆开在暂时安全的英国殖民地上。办公室在利源东街的一座唐楼上。1942年底，太平洋战爭爆发，报馆宿舍也受到日军轰炸，胡只好带著同仁撤出香港。
1948年3月15日，还是在利源东街，港版《大公报》正式復刊。在社论中，胡解释了来到香港的原因：「我们愿意在中国的国门边上与世界爱好和平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没过多久，胡政之便因病逝世。整个报馆的未来压在了王芸生的肩上。
倒向共產党
王芸生早年受张季鸞提拔，因此他早期思想与张颇为相似，对共產党写过很多批评，《新华日报》封给他一个称號：「法西斯的有力帮凶」。但是他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与专制，也很看不过眼。於是，蒋介石的《中央日报》也送给他一个別名：「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
处於左右夹攻中的王芸生坐臥不安，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不愿长期滯留香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家中，思考未来的出路。恰在此时，两个人登门造访。一个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另一个是香港同事李纯青。他们另外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经过几次试探，李纯青向王芸生交了底：「我问你，愿不愿意到解放区去？毛主席愿意见你。」听到自己仍然被共產党的「最高领袖」关注，王芸生一连几日睡不著觉，兴奋异常。
他决心抓住自己最后的机会，带领《大公报》向中共投诚。那是1948年11月。
就在王芸生等待北上「面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他始料不及的事情：天津版的《大公报》被中共易名为《进步日报》！
后来有人回忆了当时场景：「某夜，新华社一条电讯，谓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出版……时夜班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王芸生）、李纯公（李纯青）也来了，或立或坐於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瞠目结舌不能语。」
第二天，港版的《大公报》全文刊登了新华社转发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大公报》擅於在所谓的社评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他们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
翻查新闻史，这恐怕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新纪录：在自己的报纸上转发痛駡自己的社论。
原本还有稍许期待的王芸生坐不住了，《大公报》至此全面倒向共產党。他怀揣著《我到解放区来》的自白回到大陆：「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不是来『中立』的，也不是来『独立』的，乃是向革命的无產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的。」
他一定记得，10年前上海版《大公报》停刊前的最后一期社论就是他写的：「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几十年后，王芸生弥留之际，嘴里喃喃道：「先辈把《大公报》交到我的手上，但是我给你们的是一张白纸……」
统战报的衰亡
中共建政后，香港《大公报》全面转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份报纸仍然不失为一份大报，它的晚报版本《新晚报》还一度是香港市面上最为畅销的晚报。
原因在於，周恩来曾一再提醒负责监管《大公报》、《文匯报》的港澳工委：「不要在香港办党报！」而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也提出，在香港的报纸，不要搞党报左报，不要老摆一张红面孔、一副「爱国主义」的架子。
中共是希望《大公报》发挥统战的作用，吸引到更多的资本、人员，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有一个说法：《文匯报》是机关报，而《大公报》则是统战报。大公可以活一点，文匯比较左一点。
当时的总编是老大公人李侠文，他和《文匯报》总编金尧如一起进京时，两人壮著胆子向廖承志请求：「在香港办报要讲社会化，就不怕五顏六色、五花八门……否则怎么做到雅俗共赏，与眾同乐，为香港同胞喜闻乐见？」
金尧如进一步解释了何为五顏六色：「都是打打杀杀、偷偷抢抢、非礼强暴、卿卿我我。」陈毅大笑。
就这样，《大公报》聚焦点从社论转到了副刊。当时刊载了不少优秀的传记、书画、小说等。海內外如章士釗、丁玲、林徽因等一流学者都是《大公报》的专栏作家。
在那个年代里，《大公报》是香港左派的必读刊物：「是我们左派的精神读物。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来临，李侠文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小。廖承志、陈毅、周恩来等人自身难保，於是港澳工委在文革风的吹动下，对《大公报》的要求越来越左。
首先內容上要求《大公报》多转载新华社消息，反而香港市面的新闻和国际新闻、台湾新闻挤在了一个版里面。国內难民潮涌来香港的新闻，一条不报。报头一律得是套红大字標题，刊有「毛主席语录」。每天喊喊口號，批斗英殖民政府。「而且报社里面也有批斗，虽然没到武斗的程度，但也非常厉害。」一位当年老人回忆说。
而这个年代恰好是香港民间报纸兴起的年代，《明报》、《东方日报》纷纷成立，凭藉著「马经」、「狗经」等版面抢佔了读者，《大公报》的销量跌到不足1万份，主要是一些中资机构、左派学校仍在订阅。
因此，《大公报》减少了港人编辑，多了很多內地调来的编辑。这些人对香港一无所知，报纸上的內容因此越发与香港市民的生活脱轨，甚至它的读者也被香港主流社会看不起。总编李侠文事后回忆：「读左派报纸被视为羞事，一些人要躲在厕所里才能阅读！」
最后的挣扎
李侠文是1990年离任的，原因自然与前一年的事件有关。一位老记者提到：「六四时港人游行，正好经过《大公报》馆，他们就全都走下来去参加游行啊！」
与《文匯报》开天窗不同，《大公报》在版面上比较低调，但也发表评论《歷史的裁判必將是严峻的》、《人民军队岂能杀人民》、《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这是《大公报》老报人最后的努力。
根据金尧如的回忆录记载，半个月后，江泽民与李鹏召见《大公报》社长，见面就是一句质问：「共產党出钱办的报纸，骂共產党！这是怎么一回事？」「吃共產党的饭，就应该听共產党的话，替共產党办事！」中央下令两报「尽快转弯」，第二年总编一职交给了曾德成（现任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
讽刺的是，他们找曾德成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该报纸还是一份「港人报纸」，可是在曾的下面安插了一位「负责编辑业务的副总编」。
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大公报》就已经需要依靠北京的资金。后来一直是从中宣部直接拨款，「条条」（预算）找中宣部，「块块」（印章）找港澳工委。
报社记者也加快了换血，大量內地人进入报社。「我们都知道现在不是给香港人看的啊，就是给內地看的。」一位在职的记者这么透露。如果说十数年前的《大公报》还是香港左派的精神食粮的话，现如今完全成了「报社高层佔坑等钱」的机器。
到现任社长姜在忠2008年上任，每年《大公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內地政府在香港招商引资。如重庆市「唱红」团来香港「唱响香江」这样的活动，姜也多有出席。
2002年《大公报》100周年庆典，会场墙上高悬著四个大字「不党、不群」，有与会者看到后哭笑不得：「你说他们这是欺负嘉宾太傻，还是太没有自知之明啊？还掛著不党的招牌，完全是党的了嘛。」
×小资料(张季鸞的四不主义)：
即「纯以公民的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於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於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即「除愿忠於报纸固有之职务外，並无私图。易言之，对於报纸並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眾喉舌。」
即「隨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衝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詆激烈，昧於事实，是谓盲爭。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於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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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旷达
2012年2月6日，中环大会堂，重庆「唱红」表演贏得满堂喝彩，香港《大公报》社长姜在忠热烈鼓掌：「每场都看，每看一场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第二天，王立军就从重庆去了成都。所谓「重庆模式」戛然而止。此后事態的发展，显然超出了这位资深传媒人的预判。
新记《大公报》的崛起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办110週年的纪念日。《大公报》的第一把火延续了二十余年，到了1925年冬天因为多种原因，被迫停刊。1926年1月，发行人英敛之与世长辞，该报眼见將深埋於故纸堆。幸运的是，它等来了三个人，这三人將带领这份报纸迎来其百年歷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黄金岁月。
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鸞的紧张筹备后，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以全新姿態復刊，头版头条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宣告报纸不再为政党服务，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於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经营，加上张季鸞的文笔，这三驾马车很快將重生的《大公报》拉上正轨。到了1930年，日销量已经最高达3万份，胡適之、梁漱溟、梅兰芳等人都开闢了专栏。一时间新《大公报》名声鹊起。
1938年，因为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走投无路的胡政之来到了香港，希望能够將报馆开在暂时安全的英国殖民地上。办公室在利源东街的一座唐楼上。1942年底，太平洋战爭爆发，报馆宿舍也受到日军轰炸，胡只好带著同仁撤出香港。
1948年3月15日，还是在利源东街，港版《大公报》正式復刊。在社论中，胡解释了来到香港的原因：「我们愿意在中国的国门边上与世界爱好和平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没过多久，胡政之便因病逝世。整个报馆的未来压在了王芸生的肩上。
倒向共產党
王芸生早年受张季鸞提拔，因此他早期思想与张颇为相似，对共產党写过很多批评，《新华日报》封给他一个称號：「法西斯的有力帮凶」。但是他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与专制，也很看不过眼。於是，蒋介石的《中央日报》也送给他一个別名：「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
处於左右夹攻中的王芸生坐臥不安，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不愿长期滯留香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家中，思考未来的出路。恰在此时，两个人登门造访。一个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另一个是香港同事李纯青。他们另外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经过几次试探，李纯青向王芸生交了底：「我问你，愿不愿意到解放区去？毛主席愿意见你。」听到自己仍然被共產党的「最高领袖」关注，王芸生一连几日睡不著觉，兴奋异常。
他决心抓住自己最后的机会，带领《大公报》向中共投诚。那是1948年11月。
就在王芸生等待北上「面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他始料不及的事情：天津版的《大公报》被中共易名为《进步日报》！
后来有人回忆了当时场景：「某夜，新华社一条电讯，谓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出版……时夜班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王芸生）、李纯公（李纯青）也来了，或立或坐於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瞠目结舌不能语。」
第二天，港版的《大公报》全文刊登了新华社转发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大公报》擅於在所谓的社评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他们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
翻查新闻史，这恐怕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新纪录：在自己的报纸上转发痛駡自己的社论。
原本还有稍许期待的王芸生坐不住了，《大公报》至此全面倒向共產党。他怀揣著《我到解放区来》的自白回到大陆：「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不是来『中立』的，也不是来『独立』的，乃是向革命的无產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的。」
他一定记得，10年前上海版《大公报》停刊前的最后一期社论就是他写的：「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几十年后，王芸生弥留之际，嘴里喃喃道：「先辈把《大公报》交到我的手上，但是我给你们的是一张白纸……」
统战报的衰亡
中共建政后，香港《大公报》全面转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份报纸仍然不失为一份大报，它的晚报版本《新晚报》还一度是香港市面上最为畅销的晚报。
原因在於，周恩来曾一再提醒负责监管《大公报》、《文匯报》的港澳工委：「不要在香港办党报！」而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也提出，在香港的报纸，不要搞党报左报，不要老摆一张红面孔、一副「爱国主义」的架子。
中共是希望《大公报》发挥统战的作用，吸引到更多的资本、人员，因此从那时候起就有一个说法：《文匯报》是机关报，而《大公报》则是统战报。大公可以活一点，文匯比较左一点。
当时的总编是老大公人李侠文，他和《文匯报》总编金尧如一起进京时，两人壮著胆子向廖承志请求：「在香港办报要讲社会化，就不怕五顏六色、五花八门……否则怎么做到雅俗共赏，与眾同乐，为香港同胞喜闻乐见？」
金尧如进一步解释了何为五顏六色：「都是打打杀杀、偷偷抢抢、非礼强暴、卿卿我我。」陈毅大笑。
就这样，《大公报》聚焦点从社论转到了副刊。当时刊载了不少优秀的传记、书画、小说等。海內外如章士釗、丁玲、林徽因等一流学者都是《大公报》的专栏作家。
在那个年代里，《大公报》是香港左派的必读刊物：「是我们左派的精神读物。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来临，李侠文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小。廖承志、陈毅、周恩来等人自身难保，於是港澳工委在文革风的吹动下，对《大公报》的要求越来越左。
首先內容上要求《大公报》多转载新华社消息，反而香港市面的新闻和国际新闻、台湾新闻挤在了一个版里面。国內难民潮涌来香港的新闻，一条不报。报头一律得是套红大字標题，刊有「毛主席语录」。每天喊喊口號，批斗英殖民政府。「而且报社里面也有批斗，虽然没到武斗的程度，但也非常厉害。」一位当年老人回忆说。
而这个年代恰好是香港民间报纸兴起的年代，《明报》、《东方日报》纷纷成立，凭藉著「马经」、「狗经」等版面抢佔了读者，《大公报》的销量跌到不足1万份，主要是一些中资机构、左派学校仍在订阅。
因此，《大公报》减少了港人编辑，多了很多內地调来的编辑。这些人对香港一无所知，报纸上的內容因此越发与香港市民的生活脱轨，甚至它的读者也被香港主流社会看不起。总编李侠文事后回忆：「读左派报纸被视为羞事，一些人要躲在厕所里才能阅读！」
最后的挣扎
李侠文是1990年离任的，原因自然与前一年的事件有关。一位老记者提到：「六四时港人游行，正好经过《大公报》馆，他们就全都走下来去参加游行啊！」
与《文匯报》开天窗不同，《大公报》在版面上比较低调，但也发表评论《歷史的裁判必將是严峻的》、《人民军队岂能杀人民》、《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这是《大公报》老报人最后的努力。
根据金尧如的回忆录记载，半个月后，江泽民与李鹏召见《大公报》社长，见面就是一句质问：「共產党出钱办的报纸，骂共產党！这是怎么一回事？」「吃共產党的饭，就应该听共產党的话，替共產党办事！」中央下令两报「尽快转弯」，第二年总编一职交给了曾德成（现任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
讽刺的是，他们找曾德成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该报纸还是一份「港人报纸」，可是在曾的下面安插了一位「负责编辑业务的副总编」。
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大公报》就已经需要依靠北京的资金。后来一直是从中宣部直接拨款，「条条」（预算）找中宣部，「块块」（印章）找港澳工委。
报社记者也加快了换血，大量內地人进入报社。「我们都知道现在不是给香港人看的啊，就是给內地看的。」一位在职的记者这么透露。如果说十数年前的《大公报》还是香港左派的精神食粮的话，现如今完全成了「报社高层佔坑等钱」的机器。
到现任社长姜在忠2008年上任，每年《大公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內地政府在香港招商引资。如重庆市「唱红」团来香港「唱响香江」这样的活动，姜也多有出席。
2002年《大公报》100周年庆典，会场墙上高悬著四个大字「不党、不群」，有与会者看到后哭笑不得：「你说他们这是欺负嘉宾太傻，还是太没有自知之明啊？还掛著不党的招牌，完全是党的了嘛。」
×小资料(张季鸞的四不主义)：
即「纯以公民的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於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於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即「除愿忠於报纸固有之职务外，並无私图。易言之，对於报纸並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眾喉舌。」
即「隨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衝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詆激烈，昧於事实，是谓盲爭。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於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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